山民耕种

风水分为气、势。

蔡元鼎在《玉随经说序》中解释了他推崇玉随经的原因，并表达了他对形制地貌“五星”的主张，认为其与宗庙、气功、风水之术有很大区别：

“地理之学源远流长，专研地理的学者有数百人，专研五星者更是凤毛麟角，以五行论宇宙之生灭更是闻所未闻。以命理论地理，闻者疑之，见者笑之。实乃两界间之妙理，不可更改。”

南宋是理气派盛行的重要时期理气风水，在福建，理气派遭到了闽籍蔡发、蔡元鼎、朱熹等人的猛烈批判。

蔡发在《地理通论》中明确指出：

“当今通俗书籍，只讲星宿、水路方位，所谓星宿，即取自北斗七星，毫无道义。……天下君子，不知本源，无以观天，故地理书籍多有谬误，尤以以七星来定水路吉凶、五行之说，谬误之极。”

蔡元定严正警告：

“宗庙一家，文字极易误导，不可信。天地万物，皆出于自然法则，岂能强行与宗庙相合？”

李奇学的理论基础，大体上是以阴阳、五行、八卦、四时、五方、七曜、九星、九宫、十二神、二十四山、二十八宿为理论基础，形成与天、地、人三要素相对应的演化体系。

祖庙气与体法、日法等古代选星术密切相关，都重视八卦九宫、七政九星、二十四节气、星宿划分等，因此气家的观念也体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历书之中。

唐宋方位气学说与早期的风水活动有关，原是一种遵循天地规律，以四时为代表，进而论天地利害、人事成败的命理学。北宋末至南宋初，以卦例、水法确定方位的气学派“九星飞宫法”和“大游年法”已基本成型。

从知识体系来看，这种被理学家视为模仿、抄袭而鄙视的“俗”术，在重视千百年来不变的“地利”的同时，更注重选风水的“时”(星辰的运动)。

顾武（明代）撰、若贯道人（清代）校订的《八宅通鉴》卷一开篇《男命论》云：“人命有别好再定算命网，宅所当行与不得亦有别。”齐家亦考虑“人与人之和”（外人），将命主五行（即主人八字、生辰、姓名音等）与洞窟所在位置相结合，并考虑建洞时节吉凶，即所谓吉人、吉地、吉时相得益彰。

在气派看来，龙以脉为主，穴以方位为尊，水以方位为定南宋理气派盛行，耕田山里人风水术有何独特之处？，方位以势为分。所谓来则道看四生，坐则看四死，势则看三合，上则看双金。阴用阳朝，阳用阴应，合则纯家；山动聚山，水动聚水，分则互旺。龙为地之气，当从骨脉实处注入；水为天之气，当从方位虚处引出，当从外引尽，注气放水。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三合水法的巢穴。

性法派主张福人要配吉地，承认人地之间的客观对应性，反对把三缘组合与风水吉凶结合起来的做法。

朱熹说：

“不管阴阳是否和谐，这都是有道理的。但如果我们坚持这三种组合，我们可能会陷入单氏家族的五行理论。……这个世界上单氏家族的五行理论确实具有误导性。”

朱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，墙体布局和水法协调一致最好，偶尔不协调也没关系，根本还是要找到真正的龙洞。

朱熹、蔡法、蔡元鼎三位精通风水的理学家，都出生和埋葬在福建，他们的本土文化感很强，从他们的人生和学术成就来看，绝对不是无端抱怨的人。为什么他们都对当时在福建流行的调气风水术恨之入骨，非要批判、攻击呢？

是不是气和风水的基础出了问题？不是的。

李奇风水在运用和实践上存在问题，李奇风水颠倒了风水的先来后往，混淆了始末关系，偏离了形法派的场理，使风水讲究形势，重视龙、洞、沙、水的理念无法贯彻。在风水理论和实践的大道理面前，朱、蔡二人站出来拨乱反正。